“你们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不觉得残忍吗？”电话那头传来哭泣的声音，老莫知道，现在不能再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了。这个被诊断为疑似病例的小朋友的妈妈，看着病情危险的宝宝，情绪完全失控了。

　　疫情是冰冷的，疾控中心的流调专业人员一直在与时间赛跑，越早确定密切接触者，可以越快隔离可能的传染源，可以更好的将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但人也是讲情感的，病床上的患者也好，病床外的家属也好，不能不考虑他们面对生命威胁时的心理状态，不能不掂量他们对于流调工作的感受，不能不忍受他们对于流调工作的质疑、误解甚至是拒绝。

一夜漫长的冷静期，2020年2月7日的早晨，“……疾控是医者，不敢讲仁心，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帮助一个家庭的愿望是有的……”，一条很长的短信，患儿的母亲被打动并向莫靖林提供了丈夫的电话，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流调工作，确定了疫点，确定了密切接触者，为下一步的防控工作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

流调组的小姑娘蒋秀丽问：“流调中愿意配合的患者多吗？”老莫数了一下自己调查的对象，“到今天为止（2月9日），我调查的8个患者中，有2个十分配合，2个愿意一定程度配合，三个不愿意配合，还有一个刻意隐瞒的，总共花了三天时间追踪，最后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经过一个通宵的值守，才说服躲藏的密切接触者转移到桂林市的定点酒店，也才算是完成了整个流调工作。”

为了帮助患者及家属，流调组有人为患者送过手机充电器，为患儿买纸尿裤；韩丹丹、郭昕自费为患者送过折叠坐便椅、毛拖鞋、毛巾、塑料盆、营养品；韩丹丹还冒雨到患者家把被落下的宠物龙猫带出去托人抚养。患者一句：“谢谢您，好人一生平安！”就是对流调组最朴实的安慰。

如果说同情心与耐心是流调人员必备的态度，那么细心就是流调人员必备的能力。2020年1月30日，周云和周素权接到了一个特别棘手的案例。经过初步调查，患者既无湖北工作与旅行经历，也未接触过湖北或者其他疫区过来的人员，同时与桂林市已经发现的患者的行动轨迹也无任何交集。疑点转移到患者一家前不久外出云南旅行的经历上，是否与往返的航班有关系呢？更麻烦的是，患者夫妻二人被飞来横祸打蒙了，行程中以及返回桂林后的大部分行动轨迹完全回忆不起来。周云让两夫妻将若干天中的微信与支付宝的支付信息发了过来，并逐条与他们核对，逐渐地将行动轨迹的大部分还原了。

时间紧迫，周云一边将已经收集到的疫点与密切接触者信息上报指挥部，以供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一边继续对患者行动轨迹中涉及的超市、商铺、市场等进行排查，进一步发现了更多的密切接触者。之后两天，与桂林、云南两地旅行社联系，找到所有团员的信息及联系方式，一一致电询问健康情况；请七星区公安部门协查，找到了桂林飞云南的航班上武汉籍人士的联系方式，进一步了解他们的与疫情相关的情况；甚至通过《人民日报》的公开信息作为线索向山东省疾控中心发函请求协查可能的传染源。从山东省疾控中心提供的线索周云发现烟台、青岛的几名云南旅行期间感染的患者旅行时间和发病时间与桂林市的患者吻合。

新冠疫情爆发不久，流调组中的“老防疫”陈伟就在碰头会上指导年轻的组员们，“工作中调查面要尽可能宽一点，时间线要尽可能长一点，信息收集回来后再作仔细整理和甄别”。组长龙虎也在几次碰头会上一再和组员强调，“工作再细致点，再扎实点”。确实，从千头万绪的信息从整理出明显关联的疫情传播链，没有细致再细致，是不可能完成的。抽丝剥茧，追踪溯源，每一例确证病例背后都有疾控人殚精竭虑的智慧，有疾控人永不言弃的执着。

　　2020年2月8日夜里10点半，市第五人民医院，桂林医学院附院再次吹起了哨子，张明杰、张俊杰和常勇、邓宏海四个小伙子分成两组，“简简单单两个字：出发！”所有流调组的成员，无论是匆匆忙完手头扶贫工作从村里赶回支援流调组的秦春林，还是从热线组转入流调组，哪里需要去哪里的李保秀、蒋秀丽；无论是勤勤恳恳冲在收样前列的吕斌雄，还是埋头苦干、几天未见家中幼儿的龙虎、蒋兴兴、郭昕、石瑀、牟来东……从对抗新冠疫情的战役打响后，便是24小时时刻准备着。

　　这个元宵节意义非凡！

　　同为医者，临床医护是减少存量，疾控医生是减少增量；临床医护是消灭明火，疾控医生是掐灭暗火；临床医护是冲锋在前，疾控医生是扫荡在后。包括流调人员在内的所有桂林疾控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为千千万万的小家值守，为千千万万的生命值守，为我们可爱的祖国值守。